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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移术”与“新隐士”
国家旅游地理1月17日 近年来的李少君一直喜欢做障眼法和漂移术。然而这个仍立足当下怀有“远方”冲动的人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稀缺的“新隐士”。他为此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写作可能。《人民文学》2012年第十一期刚刚刊发了李少君的一组诗歌《疏淡》，他的这些诗歌很容易让我们想到老旧时光里的一个宅院、深山里的一个客栈、丛林里的一角庙宇，但是李少君借此完成的却是“还魂术”。他的那些带有疏淡、古意和传统步伐的时间与空间却非常罕见地带有“当下”的难度以及存在的“欲望”。在那些近乎萤火般闪烁的语词和执意的含混与歧义中，李少君以诗歌的方式完成对当下个体的一次次精神跋涉。在这些看似着笔清朗疏淡的构架和调性中暗暗隐藏着写作的难度和情智的“荆棘”。
李少君在诗歌中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路径和线索，当我们寻踪进入其中的一条，诗人又诡谲地迅速遮盖了马脚。我觉得诗人可能出自两个考虑，一则是制造出“含混”的诗学，再有就是对诗歌写作经验的反检。比如《夜宿寺庙》这首诗，我们看到题目很容易与古诗的传统联系起来，而古代诗歌中这一谱系无非是抒写俗世羁绊与高邈寺院之间的距离和向往而已。而李少君的聪明之处正在于他对古典诗歌的自觉反拨甚至“反动”。他深知现代汉语诗歌有很多陷阱，稍不留神就会蹈入到窠臼和俗套之中。正是如此，李少君在《夜宿寺庙》等诗歌中就以乱花迷眼般的手段制造出诸多恍惚的似真亦幻的细节，诗人细腻而荡开的情感空间因此更难以捉摸。李少君在很多类似于传统文人笔调的诗题下展开的却是活生生的当下的驳杂繁复体验，这两者之间显然构成了一种对话、缝隙或者互相龃龉的意味，比如《与子侄短信》。而《疏淡》一诗，如果没有最后一笔的出现，这最多是一个类似于简笔的诗歌习作。而恰恰是“或许也有炊烟，但最重要的 / 是要有站在田梗上眺望着的农人”构成了一个补白的惊叹号一样的效果。与《疏淡》类似的还有《大雪感怀》。如果没有这首诗的最后两句，这只能算“中品”的诗歌。但恰恰是这两句“就象那些白雪任意飘洒，到山上 / 到街头、到屋顶、到阴沟、到垃圾场……”使得诗人的情感空间延宕得具有生动的现场感与当下性，从而与以往所有写作“大雪”的单一的、高蹈的、澡雪精神的诗歌形成了差异。
李少君不是寄情山水的古式隐者，尽管他的诗歌中频频出现那些我们熟知的意象和场景，但是这往往是一种转喻。换言之，李少君一直都没有离开“当下”。而“当下”显然是一个充满了陷阱的黑洞一样的磁场。诗人面对的“当下”是具有差异性的。而由文本性的“精神现实”不能不让我们重新面对当下诗人写作的本土化境遇。诗人完成的是一种往返，既有对古之向往和当下的拒绝，又有着更为清晰的容留精神。因为无论是试图重归过去还是企图超越现在一定程度上都不能不是痴人说梦。我们只能老老实实地说出我们真实的感受和个人创见，只有这样写作才是可靠的。哪怕我们最终续完的也只是——“失败之书”。一则我们的一些写作是无效的，再有就是在一个频频转捩的时代写作和生存一定程度上也注定是“失败”的。但可以肯定我们需要这样的“失败之书”。这是一个“异乡”无处不在的年代！李少君正是在精神漂移和写作本体的反拨意识中完成了一个“新隐士”的诗人形象。他游离的精神深处当下的闹市之中！正是如此，他精神的出走、游历都牢牢扎根和生成于滚滚红尘中那个实实在在的“肉身”。所以，李少君的诗是可靠的，这可靠在于他诗歌的根基不是单一的高蹈，也非自我的沉溺。他同时在当下和历史的不断往返中重新发现了一种写作的可能。这个新世纪的“新隐者”值得我们致敬！因为在当下的写作伦理化愈益暴突的年代，我们看到了如此众多的诗人的怨愤。然而诗歌不可能仅仅局限于“怨恨诗学”。除了表达不满、怨愤和紧张，诗人在诗歌中还远有比这更重要的内容值得关注和表达，因为诗不是贴在这个时代的小广告、匿名信和举报信。
李少君的诗歌似乎还在寻找着一种“远方”。我曾经认为经历了中国先锋诗歌集体的理想主义的“出走”和“交游”之后，诗人的“远方”（理想和精神的远方）情结和抒写已经在1990年代彻底宣告终结。尤其是在当下的去除“地方性”的时代，我们已经没有“远方”可走。顺着铁路、高速路、国道、公路和水泥路我们只是从一个点搬运到另一个点——“出发或归来，机场是必经之地 / 在飞机的轰鸣声中，我们或兴奋或消沉”。一切都是在重复，一切地方和相应的记忆都已经模糊不清。需要提及的是我刚才说到的诗歌中的“远方”还必然指向了历史烟云深处。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伦理化的底层和民生抒写热潮中，诗人普遍丧失了个人化的历史想象能力。换言之，他们让我们看到了新闻一样的社会现场的一层浮土，让我们看不到任何真正关涉历史和情怀以及生存的体温。李少君则是一个例外。他在《黔地》、《布谷鸟与布衣族有什么关系》、《贺兰山》等诗中一直在寻找着“当下”和“远方”的关联，他耐心地用语言测量两者之间的距离。
也许，“飞机的轰鸣声伴随我们的一生”，但是诗人却是对这个声音进行屏蔽而探向时代和内心渊薮的少数者。此时，我们是否已经听到内心的潮汐已经流向了那些往日、情怀，还有不好不坏的未来的日子？
李少君在诗歌中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路径和线索，当我们寻踪进入其中的一条，诗人又诡谲地迅速遮盖了马脚。我觉得诗人可能出自两个考虑，一则是制造出“含混”的诗学，再有就是对诗歌写作经验的反检。比如《夜宿寺庙》这首诗，我们看到题目很容易与古诗的传统联系起来，而古代诗歌中这一谱系无非是抒写俗世羁绊与高邈寺院之间的距离和向往而已。而李少君的聪明之处正在于他对古典诗歌的自觉反拨甚至“反动”。他深知现代汉语诗歌有很多陷阱，稍不留神就会蹈入到窠臼和俗套之中。正是如此，李少君在《夜宿寺庙》等诗歌中就以乱花迷眼般的手段制造出诸多恍惚的似真亦幻的细节，诗人细腻而荡开的情感空间因此更难以捉摸。李少君在很多类似于传统文人笔调的诗题下展开的却是活生生的当下的驳杂繁复体验，这两者之间显然构成了一种对话、缝隙或者互相龃龉的意味，比如《与子侄短信》。而《疏淡》一诗，如果没有最后一笔的出现，这最多是一个类似于简笔的诗歌习作。而恰恰是“或许也有炊烟，但最重要的 / 是要有站在田梗上眺望着的农人”构成了一个补白的惊叹号一样的效果。与《疏淡》类似的还有《大雪感怀》。如果没有这首诗的最后两句，这只能算“中品”的诗歌。但恰恰是这两句“就象那些白雪任意飘洒，到山上 / 到街头、到屋顶、到阴沟、到垃圾场……”使得诗人的情感空间延宕得具有生动的现场感与当下性，从而与以往所有写作“大雪”的单一的、高蹈的、澡雪精神的诗歌形成了差异。
李少君不是寄情山水的古式隐者，尽管他的诗歌中频频出现那些我们熟知的意象和场景，但是这往往是一种转喻。换言之，李少君一直都没有离开“当下”。而“当下”显然是一个充满了陷阱的黑洞一样的磁场。诗人面对的“当下”是具有差异性的。而由文本性的“精神现实”不能不让我们重新面对当下诗人写作的本土化境遇。诗人完成的是一种往返，既有对古之向往和当下的拒绝，又有着更为清晰的容留精神。因为无论是试图重归过去还是企图超越现在一定程度上都不能不是痴人说梦。我们只能老老实实地说出我们真实的感受和个人创见，只有这样写作才是可靠的。哪怕我们最终续完的也只是——“失败之书”。一则我们的一些写作是无效的，再有就是在一个频频转捩的时代写作和生存一定程度上也注定是“失败”的。但可以肯定我们需要这样的“失败之书”。这是一个“异乡”无处不在的年代！李少君正是在精神漂移和写作本体的反拨意识中完成了一个“新隐士”的诗人形象。他游离的精神深处当下的闹市之中！正是如此，他精神的出走、游历都牢牢扎根和生成于滚滚红尘中那个实实在在的“肉身”。所以，李少君的诗是可靠的，这可靠在于他诗歌的根基不是单一的高蹈，也非自我的沉溺。他同时在当下和历史的不断往返中重新发现了一种写作的可能。这个新世纪的“新隐者”值得我们致敬！因为在当下的写作伦理化愈益暴突的年代，我们看到了如此众多的诗人的怨愤。然而诗歌不可能仅仅局限于“怨恨诗学”。除了表达不满、怨愤和紧张，诗人在诗歌中还远有比这更重要的内容值得关注和表达，因为诗不是贴在这个时代的小广告、匿名信和举报信。
李少君的诗歌似乎还在寻找着一种“远方”。我曾经认为经历了中国先锋诗歌集体的理想主义的“出走”和“交游”之后，诗人的“远方”（理想和精神的远方）情结和抒写已经在1990年代彻底宣告终结。尤其是在当下的去除“地方性”的时代，我们已经没有“远方”可走。顺着铁路、高速路、国道、公路和水泥路我们只是从一个点搬运到另一个点——“出发或归来，机场是必经之地 / 在飞机的轰鸣声中，我们或兴奋或消沉”。一切都是在重复，一切地方和相应的记忆都已经模糊不清。需要提及的是我刚才说到的诗歌中的“远方”还必然指向了历史烟云深处。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伦理化的底层和民生抒写热潮中，诗人普遍丧失了个人化的历史想象能力。换言之，他们让我们看到了新闻一样的社会现场的一层浮土，让我们看不到任何真正关涉历史和情怀以及生存的体温。李少君则是一个例外。他在《黔地》、《布谷鸟与布衣族有什么关系》、《贺兰山》等诗中一直在寻找着“当下”和“远方”的关联，他耐心地用语言测量两者之间的距离。
也许，“飞机的轰鸣声伴随我们的一生”，但是诗人却是对这个声音进行屏蔽而探向时代和内心渊薮的少数者。此时，我们是否已经听到内心的潮汐已经流向了那些往日、情怀，还有不好不坏的未来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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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http://faxian.cntgol.com/wenhua/2013/0117/1079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