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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小说的半生缘
国家旅游地理1月18日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它反映的是人最生动、最深刻、最普遍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就是对人生的一种思索。正是小说的这种特性,让我从很小的时候就迷上了它,爱看小说,想写小说。
说归说,其实人们对人生思索的方式很多,或者说谁不在思索人生?何必借助小说这种东西,写起来吃苦受累,怪麻烦的。我之所以选择小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从小性格内向,不愿意在人前表现,更不想和那些自己不喜欢的尤其是华而不实的人交流。这种性格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的活动空间,导致的恶果是玩儿到一起的人越来越少,不是我和人家玩儿不到一块去,就是人家不愿意和我玩儿。记得在方庄子上小学时,有一次我无意识地从我们家搬家后一直没打开过的两个麻袋中翻出一套《文学》丛书。那个年代的孩子们还是轻松的,没有多少作业,大人们也不怕孩子看闲书,给的空间很大。从那时起,小说成了我最好的伙伴,在雨果、狄更斯、莫泊桑、契诃夫、鲁迅、茅盾、巴金等人作品中寻找自己喜欢的朋友。后来,不知是哪一天,大概是上了大学以后,我有了自己的眼力,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标准。于是,我突发奇想,要用文字造一群人和自己玩。当然,有好人也有坏人,好人是我要的,坏人是我恨的,我用小说创造了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世界,它确实让我思考了不少问题,忘掉了不少烦恼,也找到了自己的乐趣。其实,什么事都有两面性,换个角度看,小说这个可恶又可爱的东西,也把我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让我至今在那个现实的世界中玩儿得不利索。
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小说和其他文学样式都是人类试图思考的方式。记得曹文轩老师谈论小说时提到过这句格言,他的解释很有些意思。我也觉得很有趣儿,想换个角度,以一个平常人的思维方式理解一下犹太人的格言。我觉得犹太人发明这句格言不是为了解释小说用的,它大概是讲上帝与人的关系,就像中国人讲的如来佛祖与孙悟空的关系,人和孙悟空都掌握在上帝和如来佛手心里。在这里人和孙悟空永远都是被动的,人和孙悟空所做的一切在上帝和如来佛看来都是可笑的游戏。其实,对这句格言我们还可以往细处分析,人类的思索是丰富多彩的,它不仅有对错之分;还有深浅、粗细、远近之别。笑也是多种多样的,有大笑、有微笑、有嘲笑、有怪笑、有讪笑、有皮笑肉不笑……如果人类的思索是对的、是科学的,上帝会笑吗?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笑呢?是开怀大笑,我们能理解,是发自内心的微笑,也行。如果是嘲笑,甚至是怪笑,那这个上帝就很难让人理解了,或许是个神经病。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因而从来不信上帝,更不信上帝造人。恰恰相反,我认为上帝是人造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们能够吃饱肚子胡思乱想了,就在你我他之外造出了一个第四者,并赋予它至高无上的神力。但我们的先人是绝顶聪明的,他们造上帝不只是说说玩的,而是有大用处的。他们告诫后人不要自以为是,更不能认为自己是宇宙中的老大,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我们之上还有一种力量,它是人类不可抗拒的,是说一不二的。这就在人们头上悬起了一把刀,平时看不见,可不知什么时候它会掉下来,置人于死地。我认为先人所说的上帝不是无中生有,它真正的内涵是指宇宙、太阳系、地球、自然之类的东西。我们什么时候不尊重它了,不按自然规律去思索,它就会发笑,不过,这时肯定不是什么好笑,笑过之后,人类就会上演一出悲剧。但是,我们无法停止思考,也就无法舍弃小说。
小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一直跟着我东奔西走,几乎是我走到哪儿就把它带到哪儿。可我也从来没把写小说当作一回事儿,不给自己设定压力,我采取的是一种“羊拉屎”战术,哩哩啦啦,想写就写,想停就停,想扔就扔。所以,我留给人们一种印象,说张福林这个人写小说有年头了,尽管至今也没写出什么好小说,可他还在坚持。其实不是坚持,我也没想坚持,因为坚持的含意太累,它有坚守、艰难、痛苦、不快乐的意思,这让人不好受。说实在的,我之所以一直没有放弃对文学的探索,就是一种爱好,像人们抽烟喝酒玩牌一样,有乐,有瘾。小说确实给我带来了不少好处,比如:生活了一段时间,觉得累了,想总结一下;对社会出现的一些现象,理解不了了,迷惑了,想梳理一下;这时,我会想到小说,我就想写小说。正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才明白了不少不明白的事,我才想通了不少想不通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使我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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