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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于脑力与体力之间的文学
国家旅游地理1月19日文学写作，似乎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智力活动。经常跟“文学”搭配的词语是“创作”，是“艺术”。众所周知，表示体力劳动的动词是“劳作”，而不是“创作”；体
力劳作的成果，有被叫做“粮食”的，有被叫做“器具”的，也不被叫做“艺术”。
但实际上，纵观中国文学史，文学写作早就已经开始从智力活动演变为体力劳动了。这个演变的标志是：文章越写越长；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文章越长便越好；能写最长文章的作家，便是最好的作家。谓予不信？请看：
用于配乐歌唱的诗歌，最早的时候，每句可以少到只有两个字。《吴越春秋》里就记载了这样的一首诗：“断竹，续竹；逐土，飞肉。”八个字，再现了古人制作器具进行狩猎的整个过程。后来，诗句逐渐加长，四个字的叫四言诗，五个字的叫五言诗，七个字的叫七言诗，还有更多字的，用于歌行体，杂言体。
用于叙事说理的散文，开始的时候，也是能短则短决不多写一个字的。到了汉朝，这个传统被打破了。汉朝出现了一种叫“大赋”的文体，堆砌辞藻，铺排典故，恨不能把作者认识的、不认识却能查找到的有点关系的汉字都写进一篇文章里去。到今天，更是出现了“……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之类的句子。
用于讲故事的小说，早期的时候，三言两语就能活灵活现刻画一个人物出来，百十个字就能讲完一个跌宕起伏、寓意深长的故事。渐渐地，人物未见更生动，寓意未见更加深刻，但故事总是兰州拉面似的，越扯越长。从《论语》到《世说新语》，到《儒林外史》，到《水浒传》，演变轨迹，十分清楚。不久前，当代善于写长篇小说的作家莫言，还得了个诺贝尔文学奖。
据说，如今许多人的头脑里，只有“小说家”才配称“作家”，写散文的和写诗歌的，都不能称为“作家”。理由是，诗歌、散文的篇幅都没有小说长。同样是小说家，只写过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的，也会被认为有愧于小说家的光荣称号。鲁迅、汪曾祺，都因为没有写出过长篇小说而被人们视为遗憾，施以同情，加以鄙视。本人就曾有机会，多次耳闻目睹当代作家（自然是写过长篇巨制的小说家）的此类表示。
文章之所以越写越长，肇始于街谈巷议的小说家者流渐渐富贵起来而原本地位显赫的散文家诗人却日益潦倒下去，我认为跟三样东西有直接关系：一是书写工具和材料，二是印刷技术，三是“润笔”制度。
古时候的文章最早是用金属刻刀刻在龟甲兽骨上，然后是用毛笔写在竹木片上，或写在绢帛上，然后是用各种硬笔写在植物纤维制成的纸张上，现在是用键盘敲打在液晶屏幕上。工具和材料的变迁，使得写文章由困难变为容易，由费钱变为省钱，由低效率变为高效率。这些变化，都给文章越写越长提供了客观条件。
写出来的文章，如果不是为了自家盖酱菜坛子的，势必有个传播的问题。从手抄，到雕版，到活字，到激光照排，印刷技术的一次次飞跃，都使得长文章的传播越来越便宜，越来越便捷。
润笔或曰稿费、版税，古时候是并不考虑文字多少的。比如，一个阔人死了，他的孝子贤孙找名流巨擘撰写墓志铭，通常是论篇计价的，数字算钱，一定会被人瞧不起的。因此，唐代的韩愈能够通过“谀墓”挣大钱。近现代，论纸张版面、页数而不论文章质量计算售价的书报的出现，使得长文章身价陡增。一百多年前，鲁迅认为“文章要长，愈长，稿费便愈多”是杂志编辑的“一种怪脾气”（《坟·题记》）。现在的人们，恐怕百分之百都是认为鲁迅先生怪脾气，而不是编辑先生怪脾气的。
这种趋势，显然是不可逆转的。
但古有杞人某氏忧天，今有越子丁氏忧虑：文章以长为贵的观念，对于有涯人生的时间精力，对于有限资源的绿色星球，都是并不相宜的。因此，我建议：书报编辑出版者改变一下稿费版税的计价方法，小说作家改变一下写作方法，少重复，去雷同，以精炼扼要为荣，以繁富冗长为耻。
有人说，钱钟书一部《围城》，可以废掉多少当代长篇小说家；孔庆东说，“《儒林外史》不如《世说新语》”。其言不免偏激，但仔细想想，似有道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著作要传世，宜短不宜长。中国的《论语》，外国的《圣经》，堪称榜样。
几天前，在海南定安县文笔峰参加梦文化论坛，若干与会名流阐述了他们心中的种种宏大梦想。当时审时度势，我选择了沉默。这里我却要表达一个关于文学的梦想：让文学少些体力，多些智力；少些匠气，多些艺术；少些雷同，多些创新。
力劳作的成果，有被叫做“粮食”的，有被叫做“器具”的，也不被叫做“艺术”。
但实际上，纵观中国文学史，文学写作早就已经开始从智力活动演变为体力劳动了。这个演变的标志是：文章越写越长；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文章越长便越好；能写最长文章的作家，便是最好的作家。谓予不信？请看：
用于配乐歌唱的诗歌，最早的时候，每句可以少到只有两个字。《吴越春秋》里就记载了这样的一首诗：“断竹，续竹；逐土，飞肉。”八个字，再现了古人制作器具进行狩猎的整个过程。后来，诗句逐渐加长，四个字的叫四言诗，五个字的叫五言诗，七个字的叫七言诗，还有更多字的，用于歌行体，杂言体。
用于叙事说理的散文，开始的时候，也是能短则短决不多写一个字的。到了汉朝，这个传统被打破了。汉朝出现了一种叫“大赋”的文体，堆砌辞藻，铺排典故，恨不能把作者认识的、不认识却能查找到的有点关系的汉字都写进一篇文章里去。到今天，更是出现了“……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之类的句子。
用于讲故事的小说，早期的时候，三言两语就能活灵活现刻画一个人物出来，百十个字就能讲完一个跌宕起伏、寓意深长的故事。渐渐地，人物未见更生动，寓意未见更加深刻，但故事总是兰州拉面似的，越扯越长。从《论语》到《世说新语》，到《儒林外史》，到《水浒传》，演变轨迹，十分清楚。不久前，当代善于写长篇小说的作家莫言，还得了个诺贝尔文学奖。
据说，如今许多人的头脑里，只有“小说家”才配称“作家”，写散文的和写诗歌的，都不能称为“作家”。理由是，诗歌、散文的篇幅都没有小说长。同样是小说家，只写过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的，也会被认为有愧于小说家的光荣称号。鲁迅、汪曾祺，都因为没有写出过长篇小说而被人们视为遗憾，施以同情，加以鄙视。本人就曾有机会，多次耳闻目睹当代作家（自然是写过长篇巨制的小说家）的此类表示。
文章之所以越写越长，肇始于街谈巷议的小说家者流渐渐富贵起来而原本地位显赫的散文家诗人却日益潦倒下去，我认为跟三样东西有直接关系：一是书写工具和材料，二是印刷技术，三是“润笔”制度。
古时候的文章最早是用金属刻刀刻在龟甲兽骨上，然后是用毛笔写在竹木片上，或写在绢帛上，然后是用各种硬笔写在植物纤维制成的纸张上，现在是用键盘敲打在液晶屏幕上。工具和材料的变迁，使得写文章由困难变为容易，由费钱变为省钱，由低效率变为高效率。这些变化，都给文章越写越长提供了客观条件。
写出来的文章，如果不是为了自家盖酱菜坛子的，势必有个传播的问题。从手抄，到雕版，到活字，到激光照排，印刷技术的一次次飞跃，都使得长文章的传播越来越便宜，越来越便捷。
润笔或曰稿费、版税，古时候是并不考虑文字多少的。比如，一个阔人死了，他的孝子贤孙找名流巨擘撰写墓志铭，通常是论篇计价的，数字算钱，一定会被人瞧不起的。因此，唐代的韩愈能够通过“谀墓”挣大钱。近现代，论纸张版面、页数而不论文章质量计算售价的书报的出现，使得长文章身价陡增。一百多年前，鲁迅认为“文章要长，愈长，稿费便愈多”是杂志编辑的“一种怪脾气”（《坟·题记》）。现在的人们，恐怕百分之百都是认为鲁迅先生怪脾气，而不是编辑先生怪脾气的。
这种趋势，显然是不可逆转的。
但古有杞人某氏忧天，今有越子丁氏忧虑：文章以长为贵的观念，对于有涯人生的时间精力，对于有限资源的绿色星球，都是并不相宜的。因此，我建议：书报编辑出版者改变一下稿费版税的计价方法，小说作家改变一下写作方法，少重复，去雷同，以精炼扼要为荣，以繁富冗长为耻。
有人说，钱钟书一部《围城》，可以废掉多少当代长篇小说家；孔庆东说，“《儒林外史》不如《世说新语》”。其言不免偏激，但仔细想想，似有道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著作要传世，宜短不宜长。中国的《论语》，外国的《圣经》，堪称榜样。
几天前，在海南定安县文笔峰参加梦文化论坛，若干与会名流阐述了他们心中的种种宏大梦想。当时审时度势，我选择了沉默。这里我却要表达一个关于文学的梦想：让文学少些体力，多些智力；少些匠气，多些艺术；少些雷同，多些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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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http://faxian.cntgol.com/wenhua/2013/0119/1100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