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湮没的文人革命家托派

    国家旅游地理网1月21日  1936年6月,重病的鲁迅公开发表著名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用一贯的语调痛斥托派“用日本人的钱办报纸”“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1949年以后,这篇文章被长期收录到中学语文课本中,塑造了托派在几代中国人眼中妖魔的形象,在过去很长时期几乎人人喊打。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

    “中国托派”是怎么形成的

    “中国托派”的形成来自莫斯科,实际上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权力斗争的产物。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分歧表现在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上,斯大林主张国共实行“党内合作”,并在遭受国民党右派进攻时,要求中共妥协退让;而托洛茨基则“坚决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主张中共独立发展。

    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不敢承担指导方针失误的责任,从而引起苏共党内和在莫斯科部分中国留学生的强烈不满。1927年11月7日,反对斯大林的群众和学生在莫斯科红场打出写有“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旗帜。这场事件最后以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而告终,那些拥护托洛茨基的中国留学生也被开除党籍和团籍遣送回中国。回国后他们大都被继续留在党内,由于政见与遭遇相同,1928年12月,这些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组织“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

    用今天流行的话讲,陈独秀是“被托派”。他因执行共产国际的战略导致大革命失败,结果被扣上“右倾投降主义”帽子,在党内名誉扫地,丧失领导地位。1929年,在共产国际的授意下,陈独秀被开除党籍。托洛茨基则认为:“中国革命失败了不是陈独秀败于蒋介石,而是共产国际领导失败了。”一方面是称赞肯定,另一方面是排挤打击,这样一来,在彭述之、尹宽等老部下的怂恿下,陈独秀走上了托派的道路。1931年5月1日,在陈独秀的号召下,4个托派组织在上海成立统一后的托派中央,陈独秀为总书记。

    抗战时期“人人喊打”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托派”几乎成了“过街老鼠”,受到国共两党的严厉打击与制裁。分析其原因主要有:

    其一,受斯大林“肃托”的影响。1937年11月王明、康生从莫斯科一回到国内,首先就在迪化(今乌鲁木齐)以“托派分子”罪名将俞秀松、李特等关押并杀害,造成凡是托派即格杀勿论的恐怖气氛。

    其二,在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一致抗日的时候,托派出于其一贯的极“左”思维,坚守着“教派精神”的立场,左右开弓,批评国共两党,否定统一战线,甚至说出一些确实有汉奸嫌疑的话来,如认为“中国没有民族的革命”,“中国对日战争自始即没有客观的进步意义”这样的言论。就连陈独秀也撰文严厉批评托派的这种言行,并因此宣布跟托派“无关”,以与托派划清界限。

    1932年10月,由于托派叛徒的出卖,陈独秀被国民党特务捕获。1937年8月23日出狱后他公开宣布:“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以此撇清与托派的关系。

    失去陈独秀的影响,“中国托派”呈现树倒猢狲散的局面,一部分人病死狱中,一部分人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只有极少部分成员还进行着托派事业。陈独秀1942年在贫病交加中去世后,彭述之接过大旗。然而,托派在当时中国基本丧失话语权,不为国共所容的彭述之只好转入地下。1948年,彭述之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改为“中国革命共产党”,迁移到香港。1952年,港英当局将彭述之驱逐出境,彭述之流亡越南,亦不受欢迎,被迫流亡欧洲,最终定居美国。

    “文人革命者”党同伐异

    托派以彭述之为首的多数派宣布成立“中国革命共产党”后,以王凡西、郑超麟为首的少数派也于1949年4月宣布成立“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

    中国托派多是文人,有着浓厚的学院气,太注重理论的争执,宗派情绪相当严重。他们的文章总是在攻击对方,攻击任何一个反对派,甚至在内部同样如此。王凡西批评彭述之:“他有一个最大毛病,那就是接受了被斯大林伪造过的‘列宁主义’……”郑超麟更直斥彭述之为冒牌农民、自封书记、国民党的辩护士、王明以前的王明,甚至说这位老资格托派是“第一个反托分子”。这是一个内部争斗不休的小团体,为了独立思考而不顾及整个政党的利益,自然难成大器。

    1952年开始的全国大肃托几乎将留在内地的托派一网打尽。1948年参加了托派多数派建党大会的周任辛1952年被捕,判处无期徒刑。同年被捕还有郑超麟。郑超麟也被判处无期徒刑,1979年获释。半年后,与他一起在监狱中吃尽苦头的妻子终于不治,郑超麟则落下终身残疾,在上海度过了余生。

文章来源:http://faxian.cntgol.com/wenhua/2013/0121/1119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