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如何对齐桓公评说君主人格

    国家旅游地理1月24日  春秋时代，齐国第十五位国君齐桓公在位，任管仲为相。一天，齐桓公与管仲进行了一关于有道君主与无道君主人格的对话。

    齐桓公问道：何为“有道君主”？管仲回答了七条“有道君主”的标准。其一，崇敬山川、宗庙、社稷，依礼祭祀。（“敬其山川、宗庙、社稷。”）其二，对有功旧臣要抚恤救济，使其富有。（“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其三，团结武臣，使其为国效力。（“固其武臣，宣用其力。”）其四，重用贞廉、正义的良臣，使上下得到修治。（“圣人在前，贞廉在侧，竞称于义，上下皆饰。”）其五，刑政明察，四时无失误，人民不忧，五谷丰登。（“形正明察，四时不贷，民亦不忧，五谷蕃殖。”）其六，国内外和谐相处，四邻诸侯臣伏，国家安宁，不用战争。（“外内均和，诸侯臣伏，国家安宁，不用兵革。”）其七，接受邻国来聘的币帛，以怀其德，接受以制令来告者，以为法式。（“受其币帛，以怀其德，昭受其令，以为法式。”）

    齐桓公再问道：何为“无道君主”？管仲也回答了七条“无道君主”的表现。其一，大建宫室，高筑台榭。（“大其宫室，高其台榭。”）其二，不用良臣，依靠谗贼。（“不用良臣，依靠谗贼。”）其三，有国不治，依靠别人谋划；政令不善，有如黑夜行事。（“有国不治，借人为图，政令不善，墨墨若夜。”）其四，不遵循天道，不借鉴四方，不治理家庭，胡作非为。（“不循天道，不鉴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生狂。”）其五，进用俳优艺人，广置钟鼓音乐，沉溺赌博之戏，玩赏乐人瞽者。（“进其谀优，繁其钟鼓，流于博塞，戏其工瞽。”）其六，诛杀良臣，玩弄妇女，游玩打猎没有节制，粗暴对待长辈，四出游玩，调戏玩乐。（“诛其良臣，敖其妇女，撩猎毕弋，暴遇诸父，驰骋无度，戏乐笑语。”）其七，行政不佳，刑法残酷，残害民众，还自以为是有功。（“式政既輮，刑罚则烈。内削其民，以为攻伐。”）

    管仲与齐桓公的这番“君臣对”，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统治方法的讨论。

    管仲，史称管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有“春秋第一相”之誉，他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霸主。管仲另有《管子》一书传世。《管子》是战国时各学派的言论汇编，内容很庞杂，包括法、儒、道、阴阳、名、兵、农的观点，其中一些篇章被学术界认定是记述管仲言行的著述。《管子》一书既显露了春秋时学术多元，又表现了管仲学派的综合意蕴，其论道讲德，不离作为时代精神的核心话题——道德之意。《管子·四称》篇章中的“君臣对”，论述了君主应该具备哪些优秀人格、应该摒弃哪些恶劣人格。所谓人格是指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也指个人的道德品质。国家的兴亡，君主的人格在其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君主人格，还具有极强的孝臣育民的导向功能，直接感染着民众的行为倾向。

    在这场“君臣对”中，管仲从多方面论述了君主人格的道德规范和执政理念。其一，君主应是高尚道德的楷模。作为一国最高统治者的君主，治国安邦必须尊崇礼，提倡礼，在其人格上，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品性。其二，君主应是“为民除害兴利”的正义化身。作为统治者，君主要实现其自身的人生目的，就要为民兴利除害。要想治民安邦，君主就要具备为民兴利除害的人格。不以一己之好恶而治天下，要以天下之心治天下。其三，君主应有“不失其常”、“不易其则”的稳定和统一的言行。君主的道德品性应具体体现在其稳定和统一的言行中。君主稳定和统一的言行直接影响着民众的行为，所以君主的言行要具有一致性。 春秋时代的齐文化崇尚礼义道德，重视社会的道德教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支的齐文化，其崇尚的礼义，其根本所在也是要构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伦宗法关系。齐文化的特点是十分重视君主在社会人伦宗法关系中的核心作用。所谓“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上失其位则不逾其节。上下不和，令乃不行。”君主不像君主的样子，臣子当然就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的样子，儿子当然就不像儿子。君主不按照他的身份办事，臣子就会超越应守的规范。上下不和，政令就无法通行。君主必须有立君道的自觉意识，君主失德而不知立君之道，大臣必然作威作福，国家权力就掌握在大臣手中；百姓必定各趋其利而不讲义。管仲在“君臣对”中对齐桓公例举以往无道君主的过失，来以资为鉴。

    管仲在“君臣对”中，非常强调君主人格具有的孝臣育民导向功能。所谓“圣人在前，贞廉在侧，况称于义”，就是这个道理。首先，君主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要担负起教臣育民的社会职责。有道的君主，在上面设立官吏而治理人民，民众就不敢越轨行事了；在下面设立负责纠察的官吏，官吏就不敢背离法制而行使职权了。人君据法而出令，官吏奉命而行事，百姓顺从而成见，这样日久形成常规，如果有违犯习俗背离礼教的，人们就会共同加罪于他，做君主的就可以安逸无事了。其次，君主的好恶引导着社会民众的心理倾向。民众具有以君主的好恶作为己之好恶的社会心理。再次，君主自身道德品性的高低，决定着民众的道德品性的高低。又所谓“道德定于上，则百姓化于下矣。”道德定而民众有可遵守的轨道和规范，社会就会有序。 

    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决定了尊君重民相反相成的政治文化。一方面，如韩非等思想家那样认为国君具有无上的威权，对臣民蓄养以供驱使，而臣民对君则必须惟命是从。臣民不具备独立的人格，视、听、言、动皆以君之旨意为转移。君以法、术、势制驭天下，天下以君为头脑和中枢，如此方可天下定于一尊，四海归于一统。同时，与集权主义相伴生，中国农业社会又培育了另一个影响深远的政治意识，这便是“民本主义”。以孔子、孟子、老子为代表的思想家主张统治者必须顺应民意，倡导德政，“民为邦本”、“使民以时”、“民贵君轻”等民本思想也成为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一种传统政治思想。可以说，管仲关于有道君主与无道君主的论述正是这种尊君重民政治思想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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