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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生于当代能否得诺贝尔文学奖？
国家旅游地理2月2日 我有一部专门讲杜甫及其诗歌的书稿将要完成，因为字数尚未达到出版社编辑的要求，需要再写几篇文字。灵机一动，发了一条微博，向网友征求题目。很快，就得到了若干网友的建议，其中李嘉元网友的“杜甫要是生活在现代会不会得诺贝尔奖”，我认为是个不错的题目，值得一写。
杜甫不是生于唐朝而是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当代，能不能得到瑞典人颁发、地球上最著名的文学奖、奖金不菲的“诺贝尔文学奖”？我认为，这个问题，无法用一句话加以正面回答，至少得分三个段落，迂回进行。敢用一句话加以正面回答的，不是弱智人，便是独裁者。弱智人脑子不会拐弯，只会直来直去；独裁者，口含天宪，说是就是，不是也是，不需要讲道理，讲逻辑。
第一个段落，得说一下杜甫生于当代中国，能不能写出《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石壕吏》……等作品，换言之，能不能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所谓的“现实主义”基本上等于“现实批判者”。按照一种坊间流行的某伟人对鲁迅活到1949年以后会怎样的提问的解答（大意是，不是识相保持沉默，便是不识相蹲在监牢中），按照至今仍被作家协会奉为圭臬、不久前仍在被许多知名作家恭敬抄写的某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不要说《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石壕吏》之类锋芒直指高层、深刻揭露社会黑暗、批判国家政策的作品，就是《北征》、《八月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江南逢李龟年》之类委婉讽喻、替广大知识分子哭穷、感伤时事的作品，也都因为缺少鼓舞人心的作用，都有唱衰嫌疑，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最好不写的。杜甫以其祖传的诗歌天赋（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著名诗人），加上他“别裁伪体”、“转益多师”的学习态度，“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追求，成为当代中国一流乃至首屈一指的诗人，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比起我们所熟知、产于唐朝的那位同姓名诗圣，应该会逊色不少。
第二个段落，得说一下中国传统诗歌语言的翻译问题。我曾经说过，中国古代诗歌（包括古体诗和格律诗）创作，是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浩大、历时最悠久的工程，首屈一指的奇迹。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知识分子，从童蒙识字到风烛残年，无论穷富贵贱，无论身处何方，都在殚精竭虑，企图写出几首能够流传后世的诗歌，都认同一个论断：“…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毫无疑问，中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诗歌之国。但是，汉语无论是语音、语法，还是情趣、理念，都迥异于西方语言。要想把汉语诗歌翻译成西方语言，而不失去原有的意境、韵味，谈何容易。我所见过的杜诗英译，实在是乏善可陈。比如说，“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就只翻出“两只黄色的鸟在柳树上叫，几只白色的鸟在天空中上飞”的意思。据说，有美国人把“落日在帘钩，溪边春事幽”（《落日》）中的“春事”翻译成“make love”（做爱）！“翻者，讹也”，“翻也者，如翻锦绮……隔被嗅花香”，“翻译如翻转花毯，仅得见背”，古今中外，翻译不但不是一件讨巧的事情，甚至可说是臭名昭著。我不相信，有谁能把杜甫“香稻啄残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碧瓦初寒外，金茎一气旁”之类的诗句翻译成西方语言而不失去原有的意趣和韵味。据说，无论多好的作品，假如没有好的译本，也是不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
第三个段落，得说一下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委员会的评奖制度。诺贝尔委员会有一些奇怪的规定，比如说，推荐时须征得被推荐者本人同意，比如说评选往往需要走一段漫长的路。不久前，前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埃斯普马克来中国访问，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鲁迅很谦逊，谢绝了提名，诺贝尔委员会也就没有将鲁迅列入候选名单；诺贝尔委员会很愿意给沈从文颁奖，但因为过程漫长，未能赶在沈从文生前兑现——那一年只好给了日本作家川端康成。沈从文先生享年86岁，诺奖面前竟然还有走得太快的遗憾！纵观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可以归纳出两句话：获奖的并非都是伟大作家（获奖者中平庸的作家不少），公认的伟大作家并非都获了奖（没获奖的有很多伟大作家）。俄国的托尔斯泰、中国的鲁迅，都是所在国公认的伟大作家，但是他们都没有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遗珠之憾，对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委员会而言，那是太多了。假如杜甫跟鲁迅一样的脾气，也谢绝推荐；假如杜甫的寿命，跟他在唐朝一样，只活了58个年头……种种原因，都不利于获诺奖。
其实，啰嗦半天，杜甫生于当代中国能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谁也说不清楚。因为，那是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委员会的几个院士（有时候是十几个院士）说了算的事情，他们想给谁就给谁好了。杜甫及其诗歌在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明上的实际地位和影响，比获得一个诺贝尔文学奖重要百倍。
杜甫不是生于唐朝而是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当代，能不能得到瑞典人颁发、地球上最著名的文学奖、奖金不菲的“诺贝尔文学奖”？我认为，这个问题，无法用一句话加以正面回答，至少得分三个段落，迂回进行。敢用一句话加以正面回答的，不是弱智人，便是独裁者。弱智人脑子不会拐弯，只会直来直去；独裁者，口含天宪，说是就是，不是也是，不需要讲道理，讲逻辑。
第一个段落，得说一下杜甫生于当代中国，能不能写出《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石壕吏》……等作品，换言之，能不能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所谓的“现实主义”基本上等于“现实批判者”。按照一种坊间流行的某伟人对鲁迅活到1949年以后会怎样的提问的解答（大意是，不是识相保持沉默，便是不识相蹲在监牢中），按照至今仍被作家协会奉为圭臬、不久前仍在被许多知名作家恭敬抄写的某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不要说《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石壕吏》之类锋芒直指高层、深刻揭露社会黑暗、批判国家政策的作品，就是《北征》、《八月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江南逢李龟年》之类委婉讽喻、替广大知识分子哭穷、感伤时事的作品，也都因为缺少鼓舞人心的作用，都有唱衰嫌疑，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最好不写的。杜甫以其祖传的诗歌天赋（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著名诗人），加上他“别裁伪体”、“转益多师”的学习态度，“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追求，成为当代中国一流乃至首屈一指的诗人，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比起我们所熟知、产于唐朝的那位同姓名诗圣，应该会逊色不少。
第二个段落，得说一下中国传统诗歌语言的翻译问题。我曾经说过，中国古代诗歌（包括古体诗和格律诗）创作，是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浩大、历时最悠久的工程，首屈一指的奇迹。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知识分子，从童蒙识字到风烛残年，无论穷富贵贱，无论身处何方，都在殚精竭虑，企图写出几首能够流传后世的诗歌，都认同一个论断：“…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毫无疑问，中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诗歌之国。但是，汉语无论是语音、语法，还是情趣、理念，都迥异于西方语言。要想把汉语诗歌翻译成西方语言，而不失去原有的意境、韵味，谈何容易。我所见过的杜诗英译，实在是乏善可陈。比如说，“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就只翻出“两只黄色的鸟在柳树上叫，几只白色的鸟在天空中上飞”的意思。据说，有美国人把“落日在帘钩，溪边春事幽”（《落日》）中的“春事”翻译成“make love”（做爱）！“翻者，讹也”，“翻也者，如翻锦绮……隔被嗅花香”，“翻译如翻转花毯，仅得见背”，古今中外，翻译不但不是一件讨巧的事情，甚至可说是臭名昭著。我不相信，有谁能把杜甫“香稻啄残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碧瓦初寒外，金茎一气旁”之类的诗句翻译成西方语言而不失去原有的意趣和韵味。据说，无论多好的作品，假如没有好的译本，也是不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
第三个段落，得说一下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委员会的评奖制度。诺贝尔委员会有一些奇怪的规定，比如说，推荐时须征得被推荐者本人同意，比如说评选往往需要走一段漫长的路。不久前，前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埃斯普马克来中国访问，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鲁迅很谦逊，谢绝了提名，诺贝尔委员会也就没有将鲁迅列入候选名单；诺贝尔委员会很愿意给沈从文颁奖，但因为过程漫长，未能赶在沈从文生前兑现——那一年只好给了日本作家川端康成。沈从文先生享年86岁，诺奖面前竟然还有走得太快的遗憾！纵观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可以归纳出两句话：获奖的并非都是伟大作家（获奖者中平庸的作家不少），公认的伟大作家并非都获了奖（没获奖的有很多伟大作家）。俄国的托尔斯泰、中国的鲁迅，都是所在国公认的伟大作家，但是他们都没有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遗珠之憾，对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委员会而言，那是太多了。假如杜甫跟鲁迅一样的脾气，也谢绝推荐；假如杜甫的寿命，跟他在唐朝一样，只活了58个年头……种种原因，都不利于获诺奖。
其实，啰嗦半天，杜甫生于当代中国能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谁也说不清楚。因为，那是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委员会的几个院士（有时候是十几个院士）说了算的事情，他们想给谁就给谁好了。杜甫及其诗歌在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明上的实际地位和影响，比获得一个诺贝尔文学奖重要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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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http://faxian.cntgol.com/wenhua/2013/0202/1374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