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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鲁迅
国家旅游地理2月2日 如果说内山完造先生眼中笔下的鲁迅和我们认知的有所不同，关键在于他认识的鲁迅登场时只是个书店的顾客，而我们知道的鲁迅是印在课本里的骨头。铁骨铮铮，当然可敬，但高山仰止的先生一出现就缺少了几分人间烟火气，没了亲近的可能性。
在我们所经历的年代里，鲁迅先生被时势所用，被反复塑造。他预言了后世所有的风雨，始终屹立潮头，洞察万物，是当仁不让的“本报评论员”。
关于鲁迅如何痛心疾首地鞭挞时代之顽疾，已印在书本上，不必再表，只是那些时代病不断传染给新时代，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唯独缺了一个鲁迅。
至于鲁迅如何成了内山书店的常客，又和这个日本冈山人深交十年，肯定不是因为这是唯一一家肯向中国人和朝鲜人赊账的日本人开的书店，倒是内山回忆说，鲁迅“这个人每次都带几个朋友一块儿到书店来”。内山回忆说，因鲁迅在书店停留时间很长，有时竟被顾客误认为老板。
说到深交，中国人鲁迅这样问日本人内山：“你猜孔圣人要是今天还在世的话，他是亲日派还是反日派？”
这还不够，鲁迅还说：“我想，中国即便把日本全盘否定，也决不能忽视一件事——那就是日本人的长处——认真。无论发生什么事，这一点，作为中国人不可不学。只不过现在好像不是说这话的好时机，今天就算我喊破了喉咙，怕是也没有谁会听我的，相反会被扣上类似‘卖国贼’‘帝国主义走狗’之类的帽子被人追杀吧。”
时至今日，看到鲁迅的话，仍不免为他捏上一把汗。因为今天看来，他的肺腑之言还是那么不合时宜。“被人追杀”不知是否出现，被扇耳光几乎是可以确定的。
鲁迅和内山大谈特谈，莫见得是情趣相同，恐怕更多是熟络。内山坦白地说：“与鲁迅先生以及众多文化人的交往，以及这些文化人的地位名誉声望都被我用于商业广告。在中国的书籍界，我能够为人所知，并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也不是依靠自己的人格，更不是依靠自己的地位，恐怕是因为鲁迅先生的仙逝。虽然知道这个事实，我却依旧利用鲁迅先生的死。”
当然，十年的交情，也让内山看懂了鲁迅：“仔细回想起来，先生倒是经常无所顾忌地披露中国的现实。不对，应该说先生一直是这样做的。也正因为这样，先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反感，这样的情况绝非少数。
“然而先生笔下的现实绝非是为了夺人眼球而有意为之，先生也绝不是靠暴露现实获取关注的浅薄之人，总之他并非为了披露而披露，犀利的话语背后其实流淌着无尽的温情。”
好在内山还记住了鲁迅言语的一些细节，多少可以还原一点鲁迅生活中的样子。
“老版（日文原文如此，因鲁迅发音特殊），《泰山》上映了呢，好像非常有趣的样子，你不去看看吗？……”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广东的水果，叫‘黄皮’……”
“哦，那是我母亲的媳妇，可不是我的媳妇呢。”
“哎，孩子可真麻烦。”
“老版，你要是想了解什么是自由人的话，只要了解下皇帝的生活就行了。那真是完全的自由啊！”
内山听到鲁迅讲过这样的趣事：
“啊——老版。我昨天去太马路上的卡瑟酒店见了个英国人，他住在七楼的房间里，所以我进了电梯。可是开电梯的伙计好像在等什么人，一直不上去。因为一直没人来，我就催他赶紧送我去七楼，于是这伙计回过头毫不客气地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说：‘你给我出去。’我最后居然被赶出来了。”
也许有了这些细节，才可凑成一个完整的鲁迅。完整的鲁迅是有趣的，当然还是倔强的。
鲁迅是一九二七年十月到上海，此前，他刚刚在广州怒气冲天，在厦门大学与顾颉刚，在中山大学与傅斯年狭路相逢、冤家路窄，最终选择辞职远去。内山的回忆是鲁迅先生
“对政府残杀俄国归来的留学生们的行为十分愤慨”“于是愤然离开了中山大学”。可以肯定的事实是，鲁迅偕许广平离开广州来到了上海。
在鲁迅眼中，胡适、徐志摩、郭沫若、周扬等都不是省油的灯。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为纪念北京大学成立二十七周年，鲁迅写了一篇短文，结尾如此：“今天所想到的就是这一点。但如果北大到二十八周年而仍不为章士钊者流所谋害，又要出纪念刊，我却要预先声明：不来多话了。一则，命题作文，实在苦不过；二则，说起来大约还是这些话。”
其实，“这些话”最重要的是两条：
“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
这篇“命题作文”是应北京大学学生会之约而作，所传鲁迅珍视青年，这自是一例。他尤其受不得闻讯青年人的死，《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写于深夜里》都遍布着这种切肤之痛，殷殷之情。
单是一个柔石，就在鲁迅日记中被提及不下百次。“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可就走得近了，简直是扶住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我这面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担心……”（摘自《为了忘却的纪念》）
去世前一日的鲁迅先生靠在藤椅上，手里还夹着烟，内山回忆道：“看到他手里的烟，我劝他别抽了，他又吸了几口终于把烟扔掉了。”
鲁迅先生病逝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日记止于十月十八日。我相信，停下笔来，思想还行走了一天。
在我们所经历的年代里，鲁迅先生被时势所用，被反复塑造。他预言了后世所有的风雨，始终屹立潮头，洞察万物，是当仁不让的“本报评论员”。
关于鲁迅如何痛心疾首地鞭挞时代之顽疾，已印在书本上，不必再表，只是那些时代病不断传染给新时代，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唯独缺了一个鲁迅。
至于鲁迅如何成了内山书店的常客，又和这个日本冈山人深交十年，肯定不是因为这是唯一一家肯向中国人和朝鲜人赊账的日本人开的书店，倒是内山回忆说，鲁迅“这个人每次都带几个朋友一块儿到书店来”。内山回忆说，因鲁迅在书店停留时间很长，有时竟被顾客误认为老板。
说到深交，中国人鲁迅这样问日本人内山：“你猜孔圣人要是今天还在世的话，他是亲日派还是反日派？”
这还不够，鲁迅还说：“我想，中国即便把日本全盘否定，也决不能忽视一件事——那就是日本人的长处——认真。无论发生什么事，这一点，作为中国人不可不学。只不过现在好像不是说这话的好时机，今天就算我喊破了喉咙，怕是也没有谁会听我的，相反会被扣上类似‘卖国贼’‘帝国主义走狗’之类的帽子被人追杀吧。”
时至今日，看到鲁迅的话，仍不免为他捏上一把汗。因为今天看来，他的肺腑之言还是那么不合时宜。“被人追杀”不知是否出现，被扇耳光几乎是可以确定的。
鲁迅和内山大谈特谈，莫见得是情趣相同，恐怕更多是熟络。内山坦白地说：“与鲁迅先生以及众多文化人的交往，以及这些文化人的地位名誉声望都被我用于商业广告。在中国的书籍界，我能够为人所知，并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也不是依靠自己的人格，更不是依靠自己的地位，恐怕是因为鲁迅先生的仙逝。虽然知道这个事实，我却依旧利用鲁迅先生的死。”
当然，十年的交情，也让内山看懂了鲁迅：“仔细回想起来，先生倒是经常无所顾忌地披露中国的现实。不对，应该说先生一直是这样做的。也正因为这样，先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反感，这样的情况绝非少数。
“然而先生笔下的现实绝非是为了夺人眼球而有意为之，先生也绝不是靠暴露现实获取关注的浅薄之人，总之他并非为了披露而披露，犀利的话语背后其实流淌着无尽的温情。”
好在内山还记住了鲁迅言语的一些细节，多少可以还原一点鲁迅生活中的样子。
“老版（日文原文如此，因鲁迅发音特殊），《泰山》上映了呢，好像非常有趣的样子，你不去看看吗？……”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广东的水果，叫‘黄皮’……”
“哦，那是我母亲的媳妇，可不是我的媳妇呢。”
“哎，孩子可真麻烦。”
“老版，你要是想了解什么是自由人的话，只要了解下皇帝的生活就行了。那真是完全的自由啊！”
内山听到鲁迅讲过这样的趣事：
“啊——老版。我昨天去太马路上的卡瑟酒店见了个英国人，他住在七楼的房间里，所以我进了电梯。可是开电梯的伙计好像在等什么人，一直不上去。因为一直没人来，我就催他赶紧送我去七楼，于是这伙计回过头毫不客气地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说：‘你给我出去。’我最后居然被赶出来了。”
也许有了这些细节，才可凑成一个完整的鲁迅。完整的鲁迅是有趣的，当然还是倔强的。
鲁迅是一九二七年十月到上海，此前，他刚刚在广州怒气冲天，在厦门大学与顾颉刚，在中山大学与傅斯年狭路相逢、冤家路窄，最终选择辞职远去。内山的回忆是鲁迅先生
“对政府残杀俄国归来的留学生们的行为十分愤慨”“于是愤然离开了中山大学”。可以肯定的事实是，鲁迅偕许广平离开广州来到了上海。
在鲁迅眼中，胡适、徐志摩、郭沫若、周扬等都不是省油的灯。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为纪念北京大学成立二十七周年，鲁迅写了一篇短文，结尾如此：“今天所想到的就是这一点。但如果北大到二十八周年而仍不为章士钊者流所谋害，又要出纪念刊，我却要预先声明：不来多话了。一则，命题作文，实在苦不过；二则，说起来大约还是这些话。”
其实，“这些话”最重要的是两条：
“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
这篇“命题作文”是应北京大学学生会之约而作，所传鲁迅珍视青年，这自是一例。他尤其受不得闻讯青年人的死，《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写于深夜里》都遍布着这种切肤之痛，殷殷之情。
单是一个柔石，就在鲁迅日记中被提及不下百次。“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可就走得近了，简直是扶住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我这面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担心……”（摘自《为了忘却的纪念》）
去世前一日的鲁迅先生靠在藤椅上，手里还夹着烟，内山回忆道：“看到他手里的烟，我劝他别抽了，他又吸了几口终于把烟扔掉了。”
鲁迅先生病逝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日记止于十月十八日。我相信，停下笔来，思想还行走了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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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http://faxian.cntgol.com/wenhua/2013/0202/1375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