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赤子”：为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

　　“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这句中国人能脱口而出的话，拿什么来印证？

　　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古城遗址是重要实证。

　　研究表明，良渚古城是良渚文化的权力与信仰中心。良渚文化已进入成熟文明和早期国家阶段，距今5300-4300年，已出现发达的稻作农业、复杂的社会分工、明显的阶层分化和统一的精神信仰。

　　因其“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意义，一代代为良渚文化奔走呼告的良渚“赤子”及他们与这片土地的牵绊，正成为良渚文化保护传承的独特注脚。

　　1936年，浙江省杭县良渚(今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人施昕更首次发现良渚文化。

　　“当时抗战即将爆发，他作为受五四精神熏陶成长起来的爱国青年，努力把良渚遗址挖掘出来并且形成书稿，最终因病早逝……每次讲起这个事，我总是很激动。”良渚博物院志愿者陈中柱流着泪说。

　　施昕更的经历足以令人动容。

　　1936年，原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职员施昕更在杭州古荡参与考古挖掘时，发现出土的文物在其家乡早已“司空见惯”，便回到良渚进行调查并获成果。在抗战即将爆发背景下，施昕更等人急切地加快了挖掘步伐，出土大批文物。

　　1937年春，他写就6万余字初步报告《良渚》。当年秋，由于战火已燃，该书稿几经辗转曲折终在上海付印并引发学界关注。此时，施昕更已离开杭州，在温州瑞安加入抗日自卫队。

　　1939年，年仅28岁的施昕更病逝于瑞安。后经考古界继续发掘和研究，这一最早由施昕更等人发现的石器文化，于1959年底被正式命名为“良渚文化”。

　　“如果挖掘节奏慢一些，也许良渚文化没那么快为人所知。可以说，施昕更所以成为良渚文化发现人，正是在于他是一位虔诚的爱国者。”陈中柱介绍，在《良渚》一书的字里行间，施昕更都倾注了对家乡的眷恋、对浙江的热忱、对中华的热爱。

　　同施昕更一样，今年72岁的陈中柱对良渚文化亦怀揣情愫。

　　虽不是本地人，但他已在良渚生活46年。早在1995年，身为教师的陈中柱就常带学生们到良渚文化博物馆(现良渚博物院)参观学习，并推动学生成为良渚文化博物馆的最早一批志愿者。

　　2008年，退休后的陈中柱加入良渚博物院志愿服务社，从事志愿服务至今。

　　“如果不知道良渚文化，我们说‘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或许没有底气。但通过你来良渚博物院的展厅，我娓娓道来地讲，就不得不承认‘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是地地道道，一点虚都没有。”带领记者在良渚博物院参观时，陈中柱说。

　　从施昕更《良渚》报告，到象征财富的玉器、象征神权的玉琮、象征军权的玉钺；从刻画着图纹符号的陶罐，到体现复杂工艺的嵌玉漆杯；从用于修筑水利设施的草裹泥切块，到规模宏大的良渚古城遗址(模型)……

　　退休后，陈中柱时常身着赤红色的志愿者马甲来到良渚博物院，对这里每件展品他都“如数家珍”，“良渚这块土地滋养我一辈子，我应该用自己的行为报答她，用自己的余热为社会做些事。”

　　“志愿服务本身就是公民意识觉醒的体现。相比施昕更的那个年代，我们今天更有责任，也有更广渠道、资源去推广良渚文化。”22岁的杭州师范大学大三学生何翼飞是土生土长的良渚人，目前任良渚博物院外语志愿者，“良渚文化的知名度这些年提高了很多，专门来良渚博物院参观的外国人也越来越多。”

　　“虽然我们的力量确实很小，但我们都希望尽全力让更多人知道良渚文化，认识到良渚文化的价值，毕竟她是我们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何翼飞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