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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造“杉木精神”的“候鸟”科学家
（小标题）飞入深山把梦寻 坚守理想高地“不断电”
１９６０年，中科院沈阳生态所紧随国家木材储备需要，着手进行速生丰产林的生态基础研究。首批科研人员来到全国“广木之乡”湖南会同县，在广坪镇林区白手起家创建了会同森林生态实验站。半个世纪以来，这里走出了１位中科院院士、１８位林学博士，一项项世界瞩目的科研成果脱颖而出。
过去我国学习苏联，造林密度是每亩４４０株，会同站实地调查后，提出每亩２４０株的新方案，按此栽植的３０００亩样板杉木林生长状况大超以前。这一节省人力物力的科学植树方法，得到国家林业部门的肯定，并在全国示范推广。
记者日前到会同站采访，工作人员不约而同讲述老站长陈楚莹“献了丈夫献女婿”的感人事迹。建站初期，陈楚莹和她的丈夫、第一任站长李竹林一心扑在科研上。李竹林回沈阳后，她毅然选择独自留在会同站。她为此留下终身遗憾：李竹林年仅６３岁就因严重糖尿病过世。
陈楚莹说自己不是好妻子。但在林农和同事眼里，这个不打扮的“村妇”却是最好的站长。在陈楚莹和同事的努力下，文革结束后，会同站是中科院最先恢复观测研究的野外站点。２００５年，会同站成为国家级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从１９６０年到退休，陈楚莹将她的青春和梦想留在这一片郁郁葱葱的大山之中。
１９９８年，陈楚莹的女婿廖利平博士接任站长。为节约有限的科研经费，廖利平每天都要扛十几袋化肥上山，晚上还要统计数据，进行科学分析。２０００年，在重大项目研究关口，虚弱的廖利平被查出肝癌晚期，病逝时年仅３５岁。他的临终遗愿是“能再活１０年搞科研就好了”。
现任站长汪思龙和妻子同样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繁重的科研压力、艰苦的野外环境使他的头发大把大把地掉。汪思龙介绍说，会同站的科学家承担国家基础研究９７３计划中我国主要人工林结构功能与调控的重大项目。测定人工林的碳汇作用成为他们攻克的新难题。不懈的追求，使会同站的科学家一代一代坚守深山。
（小标题）俯身拥抱杉木林 化解丰产生态“两难题”
速生杉木连栽后，生产力却“一代不如一代”。为解决这个林学界的难题，会同站的科学家开辟实验林场，每天忙着打样桩，做实验，提取土壤与凋落物样本。经过数十年的林木生长对比实验，他们率先总结出杉木连栽生产力下降的三大机理，即土壤养分流失、土壤多样性破坏和土壤中有毒物质的积累，困扰我国速生丰产林种植几代人的难题最终破解。
针阔混交林８：２的种植比例，有效避免单一树种对土壤结构和微生物的破坏；土壤中加入活性炭，能显著解决有毒物质活性问题……数十年来，他们的多项成果被评为中科院科技进步一等奖，近１００项科研成果在我国人工杉木林的主产区湖南、江西、贵州、广西推广，百万林农获益，南方林区的森林覆盖率大幅增加。
１９８０年以来，这批科学家进行了人工林结构优化、凋落物跟踪、土壤质量调控等数十个国内外热点研究，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２５６篇，国际ＳＣＩ论文３２篇。他们还据此提出了国家用材林生产战略：“在我国亚热带、热带地区建立优质高效人工用材林。将我国林业区域战略重点由北方转移到南方；商品用材由依靠天然林转向人工林；树种由单一树种逐渐转向多树种；林分结构逐渐由纯林转向混交林。”这一建议成为我国林业决策的重要依据。
会同站由此成为国际知名的国家级森林生态学研究机构。瑞典一位林学专家在考察会同站的速生丰产杉木林时，一测算，每亩活立木蓄积量竟达到８７．２立方米。他钦佩地说，我们皇家科学院的丰产林也没有这么高的产量。
（小标题）甘于贫苦与寂寞 永葆科学家“真本色”
建站初期，会同站的科研人员们只能住在广坪镇老乡的木屋中。为填饱肚子，他们科研与种粮、打鱼两不误。７７岁的会同县原副县长杨武祯回忆说：“当时条件苦，他们的打扮跟当地农民一样，穿上草鞋，拄起木棍，背着水盆就往山里走。摔跤、衣服划破是常有的事，出来时灰头土脸。”
如今，会同站有了全新的实验楼和公寓，但科研人员还是喝不上县城的自来水，供电是农网，电压不稳和断电常使实验干到一半又得从头来。通往会同站实验林场的１３公里山路，坑坑洼洼，碰到冰雪雨水，要走两个多小时才能上山。
站长汪思龙的妻子张丽，是沈阳一所重点中学的教师，家里的活计她一个人扛着。丈夫在野外观测的时候，她天天挂念“什么时候回来”，好不容易等丈夫回到家，张丽总是上来就问“什么时候走”。“我把家当成了旅馆。”汪思龙说。
会同站频出的科研成果也吸引了不少“海归”前来问询，然而到贫穷的会同县一看，没人愿留下。汪思龙说：“凡是来我们这儿工作的，都任劳任怨，风雨无阻地沈阳、会同两地跑，把青春留在了会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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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http://faxian.cntgol.com/renwu/2012/1216/6970.shtml